恳请您点击右上角，订阅“媒介之变”的百家号。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
新世纪以来，《舌尖上的中国》系列在纪实乡愁乃至在整个纪录片领域，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撼动的地位。《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是中国纪录片行业第一个市场化意义上的IP品牌，在文化传播、经济效益等多个领域都为这个行业树立了标杆。
《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复合收益已经超过了5亿元，并将纪录片的产业链从传统的广告、音像、图书等扩展到电商、电影等领域，甚至拉动了相关行业的股票价格，这一切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都是可以标识出两个时代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历史坐标。在其后还陆续出现了《味道中国》《味道》《北京味道》......等一系列与之相似的美食题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系列在这个维度上，具有着强烈的类型示范意义。
的确，今天不管操持哪种立场，《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所激起的生态乡愁：在大地乡野发现美食，在田间劳作发现美食，在寻常人家发现美食......这种看似最为接地气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态套路，非常容易被安装上从“诗意的栖居”到“非异化劳动”等五颜六色的价值观，让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数以亿计的新的城市居民，都几乎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也确实再也没有什么比从美食，这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入手，更为符合后工业语境下的文化乡愁的政治正确。
这种舌尖式的生态乡愁，在《舌尖上的中国2》中，经过《舌尖上的中国1》的起承转合后，脉络更为清晰明了，使《舌尖上的中国2》不在沉迷于美食的各种特写展示，而是逐渐回归到与这些食物相关的天南海北的中国故事。
无论是高考“工厂”毛坦中学里苦读的学生，还是贵州苗族的打工仔和留守儿童，这些在近年来已经频频成为表现当今社会深度撕裂的新闻热点的经典素材，其实已经不经意间进入到《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影像中，只不过并不为大多数人所察觉。那么，问题在这里逐渐显影：这不正是新型城镇化这个大时代里的无言伤痛么？它为何不能进入到对美食的视觉呈现中？
作为以真实为最高伦理的纪录片，在对美食进行了惟妙惟肖地刻画和雕琢之后，本应进入到对美食背后的人伦与现实的解析；但在《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每当到了这种关键性节点，却都习惯性的进入到了美食影像的抒情之中，实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时候，则干脆以主观性的解说词来直接越疱代俎。
特雷伊格尔顿曾说过，“对于我们这种饮食趣味的彻底分析可能会表明，它们与幼年期的某些成长经验、与我与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很多文化因素都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完全是社会性的和‘非主观’的”。这并不难理解，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必须也与其阶层、社会身份有关。
无论是从白山黑水到鱼米之乡，还是从东南沿海到塞北高原，《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所不断暗示或者赤裸直抒的美食与劳动和谐共生的自然诗意，恰恰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非社会性的、主观的生态“景观”；美食背后最为重要的成长经验、亲缘关系等文化因素以及这背后的阶层、社会身份的差异，则在美食的生态“景观”中被悄然疏散和转移，包括在这其中所不能触碰的个体际遇与时代伤痛，也被尽可能地缓解和抚慰。
在意识形态功能上，《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确实也取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功；但对于纪录片的本体属性而言，《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一部未完成的烂尾作品，舌尖上的乡愁以生态“景观”的方式成功地抹平了那些美食背后的客观存在的社会性的，深刻体现那数以亿计的新的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文化裂痕。
在充分吸收、整合了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超验主义，以及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环保主义者们的各式理论资源和美学体系之后，在这个年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通过生态“景观”的方式来完成后工业乡愁的文化诉求已经屡见不鲜、屡试不爽。
这个套路既是在对现代性价值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同时也是拯救现代性的最有效方式——或者说其最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最彻底地呈现了全球中产阶级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其高度认同将各种美食与生态话语进行对应捆绑，并将其安置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景观装置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景观，又是中产阶级对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食品安全、生态危机的恐惧、焦虑的真切投射。
因此，这种看似完美无暇的记录着舌尖上的乡愁的纪实影像，不仅没有真正照射进这些乡愁“景观”背后的残酷现实，还在这种生态“景观”式的呈现中背叛了其自身，更遑论为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数以亿计的新的城市居民提供“精神户籍”的慰藉，而这正是今天所有被寄予了后工业文化乡愁想象的美食题材纪录片的最大症结所在。
